“你这厂长当的,呵呵。换做别人,家里有什么损坏,一个电话上门维修的就来了”祁玉又忍不住挖苦。
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”俞大猷自我调侃。
出于牧民儿子的朴拙,俞大猷这个厂长从不摆厂长的架子。在外如此,在家亦如此。有的男人,当个芝麻绿豆的官就烧包,在家指手画脚,油瓶子倒了不扶。俞大猷呢,自觉这个“官”微不足道,祁晓玉也不买他的帐,常嘲讽他这个厂长是逗弄人的虚名,一文不值,连幼儿园老师都比他实惠。“幼儿园老师过一个节收好几万,你当厂长这么多年,一年到头看不着送礼的。”俞大猷不介意祁晓玉的调侃,其实她说的也是事实,所以任她牙尖利齿占嘴上风头,嘿然一笑了之。但祁玉有时不因此放过,继续挖苦,“你们东方,且不论那些大的头头脑脑,就是各中层,哪个不是家境殷实?他们的钱哪来的?还不是蛀了集体的家底!就那个什么总,还有他那个吊儿郎当的侄子。。。。。。他们能干,你为什么不能干?你高风亮节,有底线,给你个模范标兵乐的屁颠屁颠,有什么用啊,顶吃顶喝顶钱花?”通常她这么不留情面的揭露,一准儿逢着受家里没余钱了,或者在单位受什么刺激而心情不好。
俞大猷能回击吗?不能。他外表普通,1。75不到的个头,有点瘦,油腻就谈不上了,他的五官大众到中规中矩,没有一处(比如说眼睛)让人为之一振,也没有哪一处丑到让人无法接受。但他在心里,确实将自己与很多人区别开来,祁玉说的那些东方的事,也的确存在,东方多年效益不好,跟管理层的蛀虫有重大关系,亏集体,肥个人,不夸张地说,这种畸形理念在东方很有市场,“不捞白不捞”。俞大猷自认,自己是少数的清流。当然,他的一帮哥们兄弟,如周浩;他的下属,如马一锤;他的上级,如张总,皆是这样的人,所谓人以类聚。
但俞大猷也不是高尚到纯粹的程度,面对东方的现状,他也有牢骚,不满,他的工作,时不时也令他厌烦,比如越来越多的会,这个会,那个会,抓的好紧,可生产呢,弄得一塌糊涂。规划和制度,在执行中特别的拧巴,各厂、各部门沟通不顺畅,互相看不上,甚至互相设阻,尤其集团那些权力部门,如财务、采购等,总是拿捏着下面。实在忍不住时,俞大猷也发发牢骚。不过,负能量释放之后,又得耐下心来端正的对待。他,以及他的同事们,可不敢像《汽车城》里的黑人工人,痛恨流水线了随便搞一点儿破坏,瘫痪整个车间,特律底的汽车厂是资本的,东方集团是国家的,特律底的工人是雇佣劳动关系,俞大猷他们在东方’的角色是主人翁,‘东方’是自己的家,东方’的工人们,说起集团的时候皆已“俺家”相称。这能一样吗?
关于“俺家”,说起来还挺搞笑的,俞大猷刚毕业到东方集团时,乍一听工人张口闭口的“俺家”,一脸懵,动不动就迷糊,熟悉一段时间后,方知大家嘴里的“俺家”是啥意思。那时候,俞大猷仅仅把东方集团当成自己的饭碗,远未达到感情上的融合。和马一锤等那么多的“工二代”比起来,他这个草原牧民的儿子不折不扣是“异乡人”。
这会儿,俞大猷有点儿心不在焉地刷碗,脑子里回响张总那番话。
一只饭碗在他手里转着圈,水流砰溅到水槽四周,哗哗地流下水漏。俞大猷将洗好的碗摆在仿理石台面上,准备控控水,擦干,放回橱柜抽屉。如果不是祁玉进来,他还不知道碗边缘粘着没洗掉的米饭残迹。
“心长草了?”祁玉拾起碗,杵到俞大猷跟前,一惊一乍地瞪圆一双杏眼。
俞大猷抬头,不解地望着妻子,祁玉嘴一努,俞大猷恍然,朝妻子嬉笑一声,接过来重新冲洗。
“跟你说多少次了,水流不要开太大,节约用水。”祁玉一边数落,手伸向水龙头,欢畅的水流顿时蔫了,像一只被吸吮干瘪的乳房,滴滴答答地勉强挤出几滴浑浊的奶浆。
“行行,下次注意就是。”俞大猷嗅出祁玉的语调里窜起火药味,息事宁人的说。
“屡教不改,下次还犯!”祁玉一甩手,扭身进了客厅,看着儿子写作业。
俞大猷望着妻子的背影,摇摇头。俞大猷容忍祁玉,盖因他心里透亮似的,这根源于对他积累的不满,另一方面,因为小时候的游牧生活,他比一般的男人更爱家人,珍视家庭稳固。这一次,俞大猷又跟往常一样,包容祁玉的小性子,拾掇好厨房,擦干手回到卧室。
他躺在床上,耳朵里是娘俩因为学习的争吵,给马一锤发微信:“大哥,明天早晨,有重要的事和你碰一下。”
马一锤好半天才回:“啥事?”
“来了一份特殊订单。”
“怎么个特殊法?”
“和以前做的都不一样,详细的,明天再说。”
“干个活儿还搞的神神秘秘。”
马一锤发来一个惊愕的表情。